传承-发展-珐琅艺术
RSS

熊松涛-工业时代中的东方叛逆者

a9

我要做最好的

珐琅在中国的名字叫景泰蓝。古话上说“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瓷器还有官窑和民窑的分别,但古代中国的珐琅只有官窑,外人要是想要,得从宫里偷偷流传出去的物件里寻找才行。也正是因为珐琅的制作工艺极其复杂繁琐,现在中国的珐琅工艺可以说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时刻——后继无人。

  熊松涛接手家族珐琅产业,就在这最尴尬的时期。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没有多少人从事的珐琅手工制造业之中,这位原本在国贸上班做贸易的男人也是开天辟地的一主儿。他重拾中国珐琅传统技艺,没让祖上的产业走大而全的路线,反而在工业化流水线的制造时代,重新回归到专而精的作坊模式,同时一门心思在珐琅表盘上动起了脑筋,一不小心就走到了世界的前面。

  在如今街头拐角花几十元就能买到景德镇出产的瓷器的时代,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不能复制无法量产的传统技艺,很多精雕细琢的传统或被关在活死人墓一样的博物馆,既不能远看也不能把玩,或者随波逐流变成了一个个成堆批发的景德镇瓷器一样的寻常玩物。熊松涛知道,他需要的不是发散,而是专注。在一切都可以量化量产的今天,反其道做一个精雕细琢的手艺人,才能让珐琅这个手工产物重新焕发出历久弥新的光彩。

从做外贸的现代人,到传统珐琅的少东家

  熊松涛不是哪吒,出生时便显露天赋异禀,必将能承担起家族大业。他也如一般的北京男孩的人生一样,小时候在胡同口捉蛐蛐放风筝,跟小伙伴玩得不亦乐乎,读书时成绩不好不坏,普普通通的,也有同学听说过他们家有个生产景泰蓝的厂子。这厂子,就是熊氏珐琅的前身。这珐琅产业是从祖父那辈传下来的,1969年,当时中国手工艺品在国外很受欢迎,所以北京市政府决定恢复这个工艺。熊松涛的爷爷与父亲一直生产用作出口的珐琅工艺品,当然做出来的东西基本上属于那种大众消费品,一个很大的瓶子,也就卖几百元钱。熊松涛从小便耳濡目染,原本以为这一切与自己也没什么关系。大学毕业以后,学国际贸易专业的熊松涛在北京国贸附近的一家外贸公司上班,工作做得还不错,然而父亲此时却叫他回来接班。“我父亲给我写了一封信,把他们这两辈的经历写出来了,说这些家族的东西,从你祖父就开始往下传,传到我这儿了,现在到你这儿,你不接,谁去接手?我父亲也属于比较内向的老爷们儿。我从小就一直不拧着老头,所以我硬着头皮就回来了。”

  熊松涛接手之后,觉得当时熊氏珐琅的“厂子”的模式比较传统,不适合现代化管理。他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手工艺不适合用现代企业管理方式运营?哪想这一琢磨,就离“现代”更远了。慢慢把本来已经很工业化的珐琅生产改成了小作坊的精致化生产模式。“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真正的手工艺不需要产业化工人。它是需要静心的东西,我越琢磨越觉得珐琅还是应该往专而精里面做。”“好多人当时不认可,但我一直觉得,大规模生产又累又不赚钱,我没有太大的兴趣,我想停止再走父辈们原来的那条路,而是要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如果也能赚到钱,岂不是更好。”

  熊松涛看到瑞士人在1800年到1900年之前做的珐琅怀表或者表盘,觉得人家那个时候都做得出来,以现在的工艺,有什么不能做出来的。然而这股精气神还没提上来,一直投入不见回报的研究过程,也够熊松涛慌了。首先成本就是个问题,研究珐琅表盘大概花费了五年,不算人工和技术成本,光在金银宝石原料上,每年大约投入50万到100万元之间。做一个不成,就只能持续地做,持续耗损。光在那里研究,不出点真家伙,当时珐琅厂子有好多人跟熊松涛的父亲说他做这个东西浪费钱,好不容易挣点钱全都给糟践了。熊松涛的父亲也问过他一次,说你这东西能不能有希望做出来,有没有市场。熊松涛对自己的选择信心十足,“成功是肯定的。只是现在在这几种工序里还没找到一条真正的捷径而已。只要是有时间投入,慢慢努力肯定会成功的。”

“头发丝”上的珐琅艺术

  研究了五年时间,好多人知道他在研究珐琅表盘这东西,聊天时大家也会问,你研究得怎么样了?熊松涛说,自我感觉跟瑞士的珐琅表盘可以比了。熟悉熊松涛性格的人,都知道这是个话不多但不轻易下定义的人。于是,一个收藏名表的行家去了熊松涛的珐琅厂。这第一个表盘当时卖出的价格是人民币8000元。卖出第一个珐琅表盘的那个星期,他天天特别美特别高兴。五年过去了,最起码有第一个卖出的作品了。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不过第二个可不是